序 / 大氣墊時代

寫在前面

書都出了一陣子，連慶生趴都開完了，身為作者本人，在這麼一個培養放颱風假心情的現在，似乎是得出來面對一下。

一本書究竟要花多少力氣才能完成？真的是很多很多。搞網路這麼多年，對於各種快速即時的網路手法是再熟悉不過了的。這樣一個求新求快求流量求按贊的時代裡，真是要聚集相當多的非典型因素ㄝ才會能夠讓一本書付梓，最初，我的確是帶著興奮（要寫書了耶）也充滿懷疑（自己能不能寫完），多年前，去北京還得從香港轉機的年代時，曾在媒體行等待轉機的途中與 Nike 的朋友聊過，「在台灣我們就是得付出200%的精力做事情，才有機會被看到，而且只是有機會而已」，今年以來，好幾位曾經在這戰場上一同並肩的夥伴轉移陣地，或甚至離開了這個領域，對於已經躋身老兵的我來說，心中其實一直有著得要壓住的難過的感覺。但是我仍然想要讓台灣被看見。

藉機會提一下，《AIR MAX ERA》大氣墊時代這本書的名稱其實是從 A Little Less 開始的，因為我覺得大氣墊講「大」講久了，是不是可以往「小」一點的方向去想呢！（當然最後是被打槍了），但這個名稱仍被當成是我 Dropbox 裡的一個代號，跟出版商基本工事、還有辛苦的插畫家 a-bei 開始累積並準備著文字、圖檔、以及所有亂七八糟的跟 AIR MAX 相關的資料，也成了一個我的 YouTube 的相關清單，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可以看看。

《AIR MAX ERA》序

球鞋，合理的定義就是那「穿去打球的鞋」。但就跟「Dinner」一開始指的其實是午餐一樣，隨著日子過去，字面的意思慢慢出現變化，今日「球鞋」兩字所適用的範圍早已不止於原先的定義，相信只要抬頭看看周圍人的腳下，或是滑滑你的手機就知道；更厲害的是，現在的球鞋所衍生的現象已經不是販子、收藏家、設計師或運動品牌可以單方面定義的，因此讓人更想要問：究竟什麼是球鞋文化？

的確不只一次在過馬路或是等飛機時，問了自己「這些東西到底是怎麼搞出來的？」，我為什麼要每天上網看球鞋新聞，我憑什麼以為穿上球鞋就可以與眾不同，為什麼球鞋就是會讓自己覺得好像多了點什麼？這問題不只是苦惱我許久，就算是真的身處核心的設計師也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，曾經當面問了 Nike 設計師 Tobie Hatfield「球鞋究竟有什麼魔力，讓你至今樂此不疲？」，也跟參與英國球鞋文化網站 Crooked Tongues 創立的成員聊過這個話題，都沒有獲得什麼一兩句話就能涵蓋的回答。但是毫無疑問地，球鞋都為我問過的這些人（包含我自己）帶來了一輩子的影響。

有時候，你就是註定會受到某些事物的影響，即使是身處在八竿子打不著的範圍。在工業區長大的美國時裝設計師 Thom Browne 提到過「我小時候從沒想過什麼是時裝，我其實就不知道還有時裝的存在。我到商店裡買衣服，也從來沒想過這些衣服都是有人設計製造出來的。」而本來開著爵士酒吧的村上春樹之所以會開始寫小說，則是某次在明治神宮棒球場觀看養樂多隊比賽，在第一棒的洋將 Dave Hilton 打出了二壘安打的同時，所竄出的念頭。

當然，生活裡總有這樣子出乎意料的發展，純粹看你怎麼去解釋而已。村上春樹所支持的養樂多隊雖然伴隨他開始寫作，但卻因為戰績持續低迷了很長的時間，惹得村上春樹曾發表過「我如果不當養樂多隊迷而去當巨人隊迷的話，可以度過充實豐富得多的人生啊。」「喂，把我的人生還給我」的想法。

「喂，球鞋呀，把我的人生還給我」的想法我倒是未曾有過。

但球鞋不只會影響人們，有時候還會沒收你曾擁有過的人生經歷。像是在2015年的一月，我寫這篇文章的同時，英國的 Crooked Tongues 網站貼出了一篇 Thank You 的帖子，很難過地，不是要向大家拜早年而是一則宣告終止活動的公告。

“Oh Lordy, trouble so hard Don’t nobody know my troubles but God”  Moby – Natural Blues

對於文化，有一種定義是，「文化是由一群人所創造出來的特質，可以由任何事物去定義，包含語言、宗教、食物、社交、作息、音樂與藝術等等。」

我相信飲食就有文化，是長久發展而成形的文化，譬如說，不管你有沒有吃過，法國菜就擁有廣為人知的文化地位，而這事情一定有跡可尋。1651年《法國廚師》(Le Cuisinier François)的出版，就被認為建立今日法國餐飲面貌重要的基礎，而後則是花上三個世紀才開始跨海完成影響全世界的任務，逐步形成了現在的模樣，是一段漫長且有說服力的過程。十九世紀末期，因為有了硫化鞋底的技術出現，球鞋才漸漸從靴子中被獨立出來，成為了以運動為主要目的的鞋款，而後到了1980年代才開始有了發展，這其中，Nike AIR MAX 系列扮演了關鍵且持續性的角色，不只在美國市場帶來突破，更一舉吹向歐洲、東亞甚至對我們所居住的台灣，在產業與流行面上帶來莫大的影響。觀察 AIR MAX，似乎也對球鞋究竟為什麼能夠稱為是文化，帶來了某種程度的解釋。

這本《大氣墊時代》除了想找到一個解釋，也同時是一個球鞋狂熱份子反思的過程。Paul Levy 和 Ann Barr 在1982年提出了「foodies」這個新詞，拿來嘲笑對吃極度過分熱衷的人，foodies準備食物的過程被形容有如牧師主持儀式，也習於把美妙的一餐說成是「心靈的饗宴」。與此相比，這兩年「Sneaker Head」或是「Sneaker Culture」也被用得有些氾濫，對於熱愛並崇拜著球鞋的人們，如果心裡沒有一個底蘊，總有一天 Sneaker Head 會變得跟「潮流」或「文創」等字彙同個下場，開始讓人產生懷疑與負面的影響。我當然能理解對於球鞋的熱愛，至今也仍持續享受著這件事情的樂趣，但我也坦承大部分時候，並沒有花時間去反省關於球鞋的種種，因為每天我總是快快樂樂地去擁抱下一個新花樣。這本《大氣墊時代》盡可能地去搜尋了能找到的相關參考資料，嘗試去描寫相關與不相關的現象與球鞋之間的相互影響，因為 Nike AIR MAX 是球鞋文化的核心，率先打破了許多規矩，也開創了許多新的型態，我們可以說，沒有 AIR MAX，就沒有球鞋文化。

而這次之所以能展開撰寫書籍的過程，真的要感謝台灣 Nike 的信任。在咖啡館裡，我們展開了最初的籌備會議，我帶著林林總總的各式球鞋刊物當做參考，但就像《我們買了動物園》那部電影裡，房仲刻意隱藏的神祕名單，我們最後的眼光停留在我偷偷暗藏的，不屬於傳統球鞋刊物的文本範例之上。於是乎「Why Not?」，我們決定買了動物園。

在《大氣墊時代》檢視超過三十年歷史的過程中，有摸到我心裡頭瘡疤的部分，像是在「我們是夥伴呀」想說的其實是我自己永遠害怕不被認同的恐懼；也在過程中有著不經意浮現的驚喜，譬如說原來負責 AIR MAX 95 的 Sergio Lozano、曾經是菜鳥的 Joe Skaja，都在 AIR MAX 演進片段中以不同角色出現過，也有如 Martin Lotti，在十六歲時存錢擁有了自己的第一雙 AIR MAX 180 多年之後夢想成真，進入 Nike 成為打造 AIR MAX 360、MERCURIAL SUPERFLY 等等鞋款的重要設計師；另外，在「多一點」與「少一點」兩個章節裡頭，我想描述的是個人所感受到的那股疑惑，並不代表 Nike 對於 AIR MAX 有過任何的懷疑；也隨著撰寫的過程，回憶起各年代的球鞋們曾經吸引過我的種種革新與衝擊。最後，如果耐著性子看完了（感謝），希望你也能跟我一樣感受到 NIKE AIR MAX 球鞋那藉由不斷變化而去保留傳統的毅力。